落实好中央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不仅需要实践创新，完善公共政策和基础性制度，也需要理论创新，需要跳出传统理论仅仅基于收入流量来测度贫富差距，或把流量和存量分割开来思考问题的框架。

　　从学理上来分析，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但二者都源于财富（财产或资产，也可广义地说是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形成的分配循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间接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作者把财富和资本是等同看待的。人们常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缘由就在于这个分配循环。要扭转这种状况，促进共同富裕，也必须从分配循环入手。理论上，只有当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多时，才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才会形成；反之，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那么如何才能让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获得财产性收入，而不只是劳动收入，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国民能力、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市场体制和城乡体制等基础性问题，并与分配循环内在关联在一起。

　　从分配循环的角度来看，人的能力或人力资本是关键，具有木桶底板的性质。从起点观察，能力高低决定了收入高低，收入高低决定了财产多寡，财产多寡决定了财产性收入的高低。这个存量与流量的循环一旦启动，能力的阶层分布可能在分配循环中固化，纵向流动停滞，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所以，从财富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动态循环入手，才能找到持续促进共同富裕的正确路径。

　　从存量来理解贫穷与富裕，体现在财富积累的多寡上，富裕不只是收入高，更是财富多，而贫穷意味着“无产”，没有财富的积累，所谓一贫如洗。走向共同富裕，显然不能只考虑收入分配，更重要的是财富积累的分布，因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独立地发挥作用，并自发地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俗话说“有钱的越有钱，没钱的越没钱”，这句话中“有钱的”“没钱的”的“钱”字指财富，“越有钱”“越没钱”的“钱”字是指收入。存量分配与流量分配一旦形成一种自发的分配循环机制，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将会边际递减，贫富差距不断在循环中内生性地扩大。这将会体现到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之中，也会反映到社会阶层和整个社会分配之中。

　　收入流量分配和财富存量分配的内涵

　　在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中，经常将“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概念混淆。事实上，二者存在根本性区别，前者是指流量分配，而后者是指存量分配。尽管存量是流量的历史性沉淀，但存量分配却现实地决定了流量分配——存量分配的规模越大，对流量分配的决定作用就越大。

　　收入体现为当期的流量，在初次分配过程中，是以市场为主体，通过要素价格机制进行分配，本质上是一种经济交换。在再分配过程中，则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分配，通过所得税、财产税、社保缴费、转移支付、社会救助等方式进行分配，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契约。除此以外，还有以社会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道义的慈善行为。我们平时强调的分配平等性，更多是基于当期的收入流量来认识和测度的，包括再分配政策，强调与企业、家庭、个人等主体的当期收入直接相关。比如，白领阶层的收入高，无偿转移性支出就更多，如缴纳个税；反之，失业、半失业者等低收入人群则能获得更多的转移性收入，如领取救济金和补贴。显然，这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可以避免消费上的绝对贫困，但无法缩小财富差距。

　　财富属于存量概念，进入经济循环后变为资本或资产，促进经济增长。从财富存量的角度来观察，经济增长无非是财富存量的一个“增量”。这个增量扣除当期消费之后，变为积累形成经济资本。在微观形态上，经济资本转化为财务资产，包括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积累形成各种资产，以及由于资产的增值、贬值，从而带来富裕水平的变化。例如，城市住宅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居民存量财富的增加。当然，这种财富的增值并非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得益于城市空间价值的“漂移”，公共价值外溢到了私人财富上面。

　　另外，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发挥作用，实现存量财富的转移，实现社会财富的集中和集聚。金融市场既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也具备财富再分配功能。财富的金融化程度越高，这种再分配功能也就越大。

　　在既定制度条件下，财富存量在分配循环中会加速扩大贫富差距

　　由于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均衡性特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过去有所扩大。这些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缩小，与改革开放初期水平相当。但若从存量分配的角度来看，城乡居民贫富差距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差距。比如，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前，城乡居民的财富差距并不大，表现为当期货币收入的差距有限。但在之后的20余年内，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仅住房一项就形成了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

　　事实证明，农民收入增长再快，也赶不上城市居民资产增值。在城乡市场仍未形成统一的背景下，农民与市民也处于不平等的市场地位。加上农民市民化仍面临各类显性或隐性门槛，贫富差距固化甚至扩大导致的公共风险也在上升。

　　居民金融资产也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面临着不平等的市场地位。如在股票市场，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升值，甚至出现了整体性贬值，存量受损，中等收入群体财富缩水。在金融泡沫、金融抑制和金融垄断并存的背景下，居民的金融资产价值很可能通过银行存款、贷款、股票、债券、基金、信托等金融工具向金融部门或处于优势地位的交易方隐性转移。例如，普通民众将其积蓄投入互联网借贷平台，可能面临财富损失，甚至血本无归。而对于一些高净值人群来说，由于更容易获得专业的理财服务或更及时的市场信息，有更大可能实现可观的资产收益。这种财富效应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显然不利于共同富裕。在法律不健全、信息不透明、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更是发挥着这种财富存量再分配的作用。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财富存量日益累积。积累的财富都会通过资产化，也就是金融化，进入经济循环过程，相应地，财富的再分配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市场再分配机制不完善和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财富的过度集中化趋势，从而形成更为明显的贫富差距。

　　存量改革和流量改革的协同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充要条件

　　相比于流量分配，存量分配的转移和再分配功能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隐性的，不易被觉察，但往往又是决定性的。因此，要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仅在流量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只就收入分配的流量维度来讨论分配问题，可能因“误诊”而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我们必须从存量和流量的分配循环机制来追溯我国现有体制条件下贫富差距的真正根源，改变分配循环中的初始条件——能力的群体性差距，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实现机制。

　　一是完善市场初次分配、再分配机制，矫正财富存量分配扭曲与不公平现象。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分配具有天生的“马太效应”，这不仅体现在以要素贡献为衡量标准的初次分配中，还体现在市场再分配机制中。交易主体虽然在身份上是平等的，但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如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等。尤其在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更容易导致财富存量的不合理再分配。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公平、规范、透明的基础制度框架，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特别是打造透明、公正、法治化的金融市场环境，尽可能保障普通民众的财富存量不受到隐性侵害和掠夺。

　　二是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发挥公共消费在缩小群体性能力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无论从社会个体来看，还是从社会阶层来观察，贫穷终归是能力的贫穷，而我国的贫富差距更多是能力的群体性差距造成的，能力的个体性差距并非当前主因。不过我们往往混淆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能力差距，群体性差距是制度赋予的，而个体性差距是先天和努力程度造成的。

　　公共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能力的差距，有助于增进不同群体发展的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促进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进而改变分配循环。以人为本，扩大政府在公共消费领域的人力投资、社会投资，是逐步缩小以至消除能力的群体性鸿沟（如农民与市民），进而破解收入差距、增进机会公平的关键所在。农民市民化，在城镇化中减少农民，使我国从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以市民为主体的国家，是改变分配循环初始条件，也是持续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

　　具体来说，应加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破除农民与市民、编制内与编制外、工人与干部等阻碍纵向流动的社会身份，这是改变分配循环的社会条件，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加大对社保、就业、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基础教育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投入，并建立健全标准体系和动态调整机制。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劳动力流动与分布变化相匹配，使公共消费变成促进人的发展的有力工具。

　　三是把税收调节功能寓于税收收入功能之中，增强税收再分配能力。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和政策，从收入流量方面影响分配循环，抑制财富积累的不平等化趋势。具体来说，应着力完善直接税制度，扩大税基，取消不合理免税，并优化所得税、财产消费税制度，增强税收的调节功能。同时，完善社会第三次分配的税收政策，积极发挥税收对慈善捐赠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办医、办培训、办养老等，在促进人的发展，提升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